《長安十二時辰》夢回大唐,精細度系統性堪稱空前

時間:2019-12-04 14:49:11 編輯:tz37/ 瀏覽:
《長安十二時辰》夢回大唐,精細度系統性堪稱空前

李必(易烊千璽飾)頭戴子午冠

2019年暑期檔的電視劇市場,榮耀無疑屬于《長安十二時辰》。相對成熟且網紅的文學底本,扣人心弦的探案劇情,加之擁有海量粉絲的頂級流量小生主演,注定會有大量觀眾抱著電腦,和千璽弟弟一起夢回大唐,解救長安。

而這部劇能夠紅透全網,一直引發話題與討論的原因,更在于其作為一部歷史背景的作品,對于“歷史”本身的追求。說白了,也就是不差錢的服裝、化裝、道具(下文簡稱服化道)和更符合特定時空的臺詞設計。從長安城整體的市坊布局到貴人私苑的自雨亭,從李必簪尖沖前的子午冠到許鶴子夸張高聳的雙環望仙髻,從街頭售賣的水盆羊肉、火晶柿子到崔器一刻不離嘴的新鮮薄荷,從劇中每個人行的叉手禮到口中唱的“喏”,必須承認,全劇都在非常用心且努力地架構一個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的“大唐盛世”。

從近些年的電視劇市場表現來觀察,涉及歷史題材或背景的電視劇,越來越重視歷史時空的真實感與還原度。這一現象,其來有自。從《羋月傳》中楚人的偏髻、貴婦的緙絲華服,到《延禧攻略》中滿洲女子的“一耳三鉗”、妃嬪貴婦胸前的十八子,總有一些電視劇,哪怕打著“本故事純屬虛構”的字幕,依然在文藝創作之余,孜孜矻矻地做著歷史學的探究與考證。作為一個專業從事法制史研究的人,筆者對電視劇市場的這一潮流當然是感到萬分欣喜——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媒體數位化的時代,不得不承認,對于歷史知識的傳播,對于歷史問題的廓清,乃至要引起大眾對于歷史的關注與興趣,任我等學界中人一枝禿筆寫盡春秋,有時候也不如一部有影響力的影視作品輻射力強。因此,當歷史劇越來越追求歷史感,這絕對是一個正向的趨勢。往小了說,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視聽體驗;往大了說,那是對民族過往的回望與傳承。不知來,視諸往,我們民族與國家的點滴進步與發展,都必然是建立在自身所有的基礎之上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尊重基本史實,并讓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歷史,本來就是我們建立文化自信的應有之義。畢竟,曾幾何時,那部同樣是現象級的史詩巨作,還有至今想來讓人扼腕的“我孝莊”這樣的史學硬傷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盡管《長安十二時辰》之前,已經有不少同類型電視劇在“歷史感”上下功夫,但無論是一聲“惟”或“喏”,還是一塊云錦的織物,往往還只是人們討論整個作品時的一條花邊,或者頂多算是整部片子的一個亮點而已。而就影片整體的歷史再現的精細度與系統性而言,《長安十二時辰》仍然堪稱是空前的。盡管吹毛求疵地來看,電視劇仍然受到諸如燈籠、扇子等更偏“和式”而非正宗唐制等詬病,但單就歷史還原度,尤其是器物與制度的時代性來說,《長安十二時辰》在目下這些電視劇當中著實堪稱已臻極致,以至于對于本劇的各種評論,幾乎都樂此不疲地重點討論服化道部分。

那么,問題就接踵而至了。對于一部電視劇來說,服化道的真實性與還原度,成為觀眾最為關注的特色,甚或成為各種評論唯一津津樂道的面向,這究竟是一種榮耀還是一種悲哀呢?

質言之,若是拋開精致的服化道,《長安十二時辰》還剩下什么不得不火的理由呢?就劇本與劇情論,本劇與近年來幾乎所有成功的電視劇作品一樣,選擇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小說文本作為底本,改編劇本而非直接創作劇本。這個選本的路徑基本被大量實踐證明其合理性,但具體到本劇的選本,在我看來,卻是完全失敗的。馬伯庸的同名小說并非不精彩,但張小敬和李必聯手在24小時之內解救長安城免于恐怖攻擊這樣一個幾乎教科書式的“三一律”情節設置,顯然更適合改編成一部電影,而不是一個48集的電視劇。于是,電視劇剛剛過半,節奏已經顯得十分拖沓,大量無必要的長鏡頭、武打場面和對白純粹是用來拖時間,讓觀眾一秒出戲,令人產生歹戲拖棚的厭煩感。

而在選角和塑造人物方面,雷佳音[微博]到底是實力派,其飾演的張小敬張力十足,可圈可點。但在一眾專業長輩面前,無論是臺詞功力還是表情管控,拍戲時什么都還沒學的中戲新生易烊千璽[微博]實在顯得非常票友:千璽用他獨有的生澀、畏縮以及不知所云,把一個六世高門的神童,掌管天下文牘檔案、專辦大案要案的靖安司實際掌舵人所應有的城府、鎮定、睿智甚至霸氣幾乎消耗殆盡,以致“李必”這個形象沒能立住,觀眾看的,還是千璽而已。這是非常讓人遺憾的。或許單從市場考慮,“頂流”小生一定能保證部分收視率,但從藝術水準言,僅有粉絲口中的“努力”是不夠的,這個世界的殘酷,就在于努力和成功往往并沒有什么必然聯系。而崔器這一形象也是有問題的。據說兔唇的設計是演員自己提出改動的,為的是為人物的自卑與上進找一個“歷史原因”,用心不可謂不良苦。但電視劇畢竟是一種大眾傳播范疇的藝術形式,其受眾不可能全部是甚至就不應該是心理學或社會學專家,“老嫗能解”才應該是電視劇敘事的終極追求。由于一個兔唇的設計,導致崔器在痛苦、驚懼、激動等等一切情緒之下,都會呈現出一個詭異的仿佛笑容的表情;出于同樣原因,其所有的臺詞也都是從后槽牙發出來的,而偏偏這個兔唇在化妝上又沒有做得非常明顯,因此劇組在崔器身上所運的這一點“匠心”,整體上是讓人十分費解的,因而也可以說是基本失敗的。由此而論,剝離精致的唐風,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恐怕就很難驚艷熒屏了。

話又說回來,行唐禮,說唐言,化著唐朝的妝容,穿戴唐時的衣冠,就一定是“大唐氣象”了么?由此我想到了我們的國粹藝術京劇。在傳統京劇的程式當中,北方少數民族的女子不論其身處時代,全是清朝旗人女兒的打扮。于是,我們可以看到從唐朝“西涼國”的代戰公主,到契丹的鐵鏡公主再到清朝旗人貴婦王熙鳳,全是頂著旗頭,穿著旗袍,蹬著花盆底,甩著手絹上場的。男性角色就更亂了,從商朝的聞太師到明朝的老楊波,上下五千年,但凡當官的,都穿著明朝的補服。若用今天的標準來看,這顯然不是不夠精致的問題了,簡直是關公戰秦瓊的時空錯亂了,但這種“不講究”卻并未影響到京劇本身的藝術性。你不能因為公主們穿著旗裝就說《紅鬃烈馬》或者《四郎探母》不是好戲;你也不能因為寇準穿得不對,就說馬連良先生唱得不好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所謂的“時代感”或許恰恰是一個劇最不重要的部分。就像盡管“我孝莊”引來天下訕笑,但《康熙王朝》卻依舊是久播不衰,讓人回味的經典作品,因為劇情合理、演技在線;反而后起許多知道說“我布木布泰”的作品,卻往往速朽,湮沒無聞了。

由是觀之,歷史劇本身首先是電視劇,必須遵循電視劇藝術的一般規律,劇情設計與演員演技始終是最核心的部分。因此,在我看來,過分自得于劇作的歷史還原度,甚至只拿這個說事兒,與科幻片僅僅強調特效一樣,都是技壓過道。說白了,這些技術層面的進步,不過是社會在物質、科技和知識領域全面“闊了”以后的自然與必然而已。服化道與臺詞的歷史感與精準度,始終處于錦上添花的地位,缺乏劇情與演技的堅實基礎,再絢麗的“唐風”,終究是空中樓閣,一觸即潰。畢竟,所謂“大唐氣象”不僅僅是一件衣服、一個器物、一座長安城,更是“自古皆貴中華,賤夷狄,朕都愛之如一”的胸懷,“九天閶闔開宮殿,萬國衣冠拜冕旒”的格局,以及“五花馬,千金裘,呼兒將出換美酒,與爾同銷萬古愁”的風流。從這個角度看,《長安十二時辰》恐怕終究是一部得形而忘意之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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